怀念春颖先生

 

　　屈指数来，春颖先生去世已快4个年头了，而他那诚实谦和的音容笑貌时常我心头魂萦梦绕。

　　春颖先生是我的本家，论辈分讲，他比我小两辈。记得儿时，我当教师的父亲常常说他聪慧好学（春颖是他的学生）。从此，在我的心灵上对春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是我上世纪60年代中期对从未见过面的春颖的记忆。

　　七十年代中后期，我经时任建湖镇党委书记王桂田介绍，才认识了春颖先生。这时候春颖已经担任上海市高校招生办公室副主任（负责全面工作）。我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个冬天的傍晚，外面下着沥沥细雨，我来到临近淮海路的湖南路２０弄春颖先生住处，当我自我介绍后，春颖先生对这位眼前的长辈十分敬重（当时他已年近五十，而我才不足而立），让坐、沏茶，语气特别谦逊温和，问长问短。也许是他长期在外工作的缘故吧，对故乡的往事记忆特别深刻。他说，抗战时期，他随我父亲在沈王小学读书，我父亲带领学生搞抗日宣传活动，多次冒着生命危险掩护学生。后来我写《回忆父亲》就是根据他的那次长谈而整理成文的。他还说，他虽然随我父亲接受了启蒙教育，但却受益终身，如果没有老太爷的淳淳教导，就不一定能有他的今天。看得出，他对影响他人生的启蒙老师是那样的敬重。那次见面，他还讲述了童年在家乡捞鱼摸虾、割麦栽秧，春天忙耕种、冬天上河工（治水），一年四季，乡亲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辛勤劳作的农耕往事。他说：至今他仍有个习惯，就是每当到乡下，看到人家割麦、栽秧，自己总要下田与农民一起干一会，感到是一种满足。农民朋友一年到头期盼丰收的情景使他记忆犹新。那之后，我每次到上海，总是与春颖先生侃侃而谈，无拘无束，慢慢地，我们成为挚友，来来往往几十年没有间断。

　　春颖先生负责上海市高校招生工作，可以说是“身居要职”，十分繁忙，但他总是用谦和、认真的态度，在政策规定允许范围内帮助人家解决问题。　　有时每天工作达十五六个小时，尽管工作千头万绪，但总是有条不紊地向前推进。他曾风趣地对我说过：“我能有这种工作热情，与您父亲对我幼时的影响功不可没，老太爷那吃苦精神和诚恳待人、教学严谨的作风，成就了我们好多学生的人生。”

　　他还常常向我讲述他的人生经历，他父亲恒富是高作蒋王村陆陈庄一位地地道道的农民。解放前，他父亲为了养活他们，闲时还到上海拉黄包车，拉黄包车是寄人篱下，在农村种田是风刀霜剑，吃尽了苦头，一家人常年住在土墙草屋，食不饱腹。他和弟弟春荣穿的是补丁摞补丁的衣服。50年代中期，他考上大学，父母喜笑颜开，那种“望子成龙”的心情可想而知。春颖没有辜负父母的希望。参加工作后一步一个脚印，在上海高校招生岗位勤奋工作几十年，兢兢业业，他从担任秘书股长开始，一直到负责全市高校招生工作的“一家之长”是多么的不容易。

　　春颖先生忠厚、善良、热心。无论大事小事，凡找到他的人，他都是满腔热情帮助人家，助人为乐是他的人生追求。记得我儿子2004年在上海举行婚礼，因为长期在苏北农村居住，我不知如何在上海操办喜事。他看出我的心思，主动说，我们一起努力把事情办好。他与我一起策划，帮助排名单、现场布置，他住的地方离婚礼现场上海西郊宾馆有几十里路。当时，他已经是70多岁的人了，几次骑自行车往返帮助联系。我儿子婚礼那天，他又忙里忙外，接待客人。现场的主持人杨澜都夸赞这位老先生真是个热心肠。

　　人生风雨任凭说，生前身后留美名。2013年，春颖患病住院抢救，我先后三次去探望。他重病在床，仍关注家乡建设，并拿出一万元资助工程建设。春颖先生因病去世，令我十分伤感。我和本家王爱槐先生专程去上海吊唁。追悼会上，上海市高校招生办对王春颖同志为上海市高校招生事业所作出的贡献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